难忘老母亲

去年的二月二十日，农历丙申年正月十三，中午十二点多，一百零三岁的老母亲安详地离去了。对于老去，她是早有思想准备的，只是一直念叨着：“不要生奇出古样的毛病”。对于这个无疾而终的愿望，老天还是十分眷顾于她的。这天正准备用午饭的时候，四哥突然发现老人家平静地离世了。她紧握的左手松开了，很久不曾离掌的小手帕从她的手心里滑落下来，她真的撒手人寰了，离开了曾经辛酸也曾经幸福的这个家，这个世界。

我正在外面办事，接到电话匆匆赶去。进门第一件事，就用手去探摸她老人家。她的额头还是热的，而她的手显然已经见凉。她的面容十分安详，似乎不想打扰所有的人，悄悄地走了。哥哥说，她昨天才擦了身，换了衣服，今天上午又排了便。也许她心里非常明白，这个世界对于她已经无法留恋，她要干干净净地离开。

母亲姓毛名荷毓，一个充满美好的名字。荷，或白或粉，永远是纯洁的。依托着绿叶，面向着蓝天，她一味地平和。毓，一个人名中才能常见的美好的字。生育，养育，是它唯一的意义。她生养了我们兄妹七人，五子二女，民间意识中拥有儿女的最美好的数字。

母亲是浙江岱山东沙镇人，出生在这个海岛的一个渔民家庭。她诞生于1914年6月28日，农历闰五月初六。乡间认为闰五月不好，所以改生日为六月初六。母亲十六岁出嫁到上海，仅在老家读过两年私塾，“没文化”便成了她一生念叨的遗憾。但她四十多岁读扫盲班，上夜校，靠着读报，几乎已识得所有的常用字。因为她问你的永远是那些很少用的字，或者是新词汇。

我的父亲早早离世，那时母亲还未满四十，她独自撑起了这个家，她瘦小的肩膀有多么坚强。母亲一生体质都不强壮，加上打早裹了小脚，承受着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残害，以此身躯挑起这副家庭重担，格外的艰难，但她毫无怨言。父亲出殡那天，母亲跪地大哭了一场，之后她再也没有这般哭过。

母亲一生勤劳节俭。她用双手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。每天大清早挎个大菜篮上菜场，回来才叫醒我们，寒冬腊月也不例外。缝补浆洗也是她一手操办。过年了，她给我们几个小的裁制新衣裳，可她自己从没见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。大哥是她最重要的帮手，所以每天晚饭他独自享用母亲煎的荷包蛋，全家都得靠他的工资生活呢。我们虽小，也只是抬头瞅一眼，从没有什么非分的想法。她自己每顿一碗饭外，连菜都很少吃。有时饭馊了，她洗一下烧热了自己吃，却总让我们吃新鲜的。她从不买零食吃，但水果倒是经常买的，当然都是食品店里处理的便宜货，剜了洞的梨呵苹果之类。当然最差的一定她自己吃，好一点的才分给我们。后来几个哥哥相继参加工作，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了，但她这习惯也从没改过。

记得1991年暑假，我带儿子去北京玩，母亲也在哥哥家。我陪她去圆明园玩，因为那地方她没去过。但更多的时候，我只是带儿子出去玩，每次回来她都会乘一碗桂圆汤给我，里面兑了熬好的红参汁，我却浑然不知。后来她到鹰潭我家住，才告诉我。说红参是别人送给她吃的，知道我不怕热，所以熬给我吃了，怕我不吃才没说。真是慈母深情啊！

二十日下午，妹妹一家匆匆赶来，正在住院的二哥来了，远在外地的三哥来了，大侄儿卡良也来了。大家心里都十分沉重。商量后事，联络等待，老人家辛苦一生，应该让她安安心心地走。晚上，母亲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寄存，我们才分头去准备后事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赶到淮海街道组织科，请求街道派代表参加后天的追悼会。因为母亲的工龄是从58年参加生产组算起的，而母亲实际上参加工作是在居民委员会，她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居委干部中的一个。但那时的里弄干部，除了居委会主任，都没有编制。在社会变革巨大的那五年里，她思想进步，表现积极，从一个家庭妇女成长为最基层的干部，先后担任过治保主任、妇女代表、居民小组长，直到参加街道工厂当生产组长为止。所以在她退休单位的档案里，并没有这五年的记录，但街道的存档中一定少不了。

我人生的起步阶段一直在她身边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她除了家务外，经常在居委会忙，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。连我报考小学她都没时间带我去，让只大我两岁的姐姐陪着。居委开会是经常的事，她还参加过区里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。有时人还端着饭碗吃，弄堂里就叫起来：“毛大姐！”，她应承着就下了楼。每次弄堂里大扫除，她总是提前下去带头干。居委会组织的各项社会活动她都积极参与，生怕落后。作为解放初的居委治保主任，她对我家所在的荫余里错综复杂的各色人事非常熟悉，所以人事外调经常到我家来找母亲了解情况。这样的事，一直到我上山下乡离开这个家，没有断过。

街道组织科的同志答应，请示领导后会派人参加。追悼会那天，他们真的来了两位代表。我想，组织上是认可的，这对于母亲来说，一定是极大的慰藉。

二十三日上午，在宝兴馆四楼的德园，为老母亲举行了隆重又简约的追悼仪式。全家人都来为她送行。亲友们来了，岱山舅舅家也来了人。母亲的一生是普普通通的，又是了不起的。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全部的心血，也为她的工作为新社会奉献了自己力所能及的精力。她用一生书写了一个巨大的“人”字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于一座丰碑，起码在我的心里是如此。

从小母亲就教育我要好好读书。我童年时，白天她没有时间，晚上她陪着我做作业。我懂事了，每次拿回成绩报告单，她的微笑是对我最大的奖赏，也是一种鼓励。我们兄妹一个个都上了大学，在八仙桥的近邻中，这是绝无仅有的，我想这一定是她最感骄傲的。

八仙桥的老房子动迁了。我们搬到了浦东，不幸大哥病逝，大嫂要去照顾孙子，她一个人住楼上，但她从不抱怨孤单，不愿意拖累晚辈。从周一到周五，报纸就成了耄耋之年的她白日里唯一的伙伴。每天晚上，我上楼陪伴她，这是她最高兴的时候。新公房不如老房子，邻里间不那么近乎，但她总会告诉我一些白天的信息，对面的人家有一个老头呀，哪边今天放了爆竹呀。她还跟我讲过去的事，讲岱山老家的事，讲兄妹们各自家里的事，如数家珍一般清楚。报纸里看到的，是最新鲜的话题，国家的大事她关心，国际上的事她也会问。读到一些新词汇，她问我是什么意思。难字不认识，她问我怎么读。暑假了，有机会我把她接下来，到小区外面逛逛，她也特别高兴。我一只手搀着她，走一段累了，歇一歇，书报亭外边有凳子，坐一会儿继续走，她兴致很浓。

可是，这样的日子，再也不会重现了。写就了快一年的文字，总感到不满意，改了又改，心还在跳跃，血还在涌流，总得有一个搁笔的时刻呀。愿母亲在天国过得安心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