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山的父爱

在我的印象中，一辈子都在劳作，从未有过悠闲的日子。有六个娃要养，只有他一个人挣工分，负担很重。在生存的压力下，父亲只能不停地干活，眼睛一睁干到点灯。

父亲干农活是把好手，手上工夫自不必说，犁耕耙耖也样样内行。小时候，我喜欢坐在田塍边看父亲耕田。父亲耕田时手拿一株竹枝，那只是用来替牛赶苍蝇的。父亲从不打牛，因为牛很听父亲的话。父亲说：“喔……”，牛就会慢下来；父亲叫一声：“嘿！”牛就振奋精神加快了脚步。遇到边角处，父亲将犁稍稍倾斜，每次多切进去一犁，顺带着就把边边角角也给耕了，无需再费人工去挖。看父亲耕田是种享受，乌黑的泥土在锃亮的犁头上不断地翻卷下来，仿佛大地美丽的刨花。

父亲干农活不仅技术好，而且不惜力。他有一句口头禅：“力气用掉还会回来的。”我和哥哥从小跟着父亲下地劳动、上山砍柴，父亲常常用这句话教育我们。父亲的勤劳给了我们最好的言传身教。

无论春夏秋冬，不管刮风下雨，父亲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，随即扛着锄头或挑着肥料去地头干活了。等母亲烧好了早饭，我就站在屋前朝父亲的方向大声喊：爸，回家吃粥。父亲从地头回来时，簸箕里会有一些蔬菜：一捆青菜或一大把胡萝卜等，那些就是我们中午饭桌上吃的菜了。

吃过早饭，父亲随社员们一道下田劳动。为了赶时间，父亲放下饭碗就是一溜小跑，一直跑到别的社员前头才缓下来。父亲在自家地头起早探黑地干活，在生产队劳动也不甘人后，舍得化力气，活儿干得既快又规整。社员们选父亲当队长，父亲因为不识字，怕误事，只愿当副队长。副队长没有分配权，只有带头干活、多出力气的份。外婆心疼父亲，曾经在我面前说：“人家把你爸当头牛使呢！”父亲听后笑笑说：“力气用掉还会回来的。”

那时的生产队吃的是“大锅饭”，记工分。父亲再能干，一天也只能挣10分。生产队的粮食基本上是按人口分配的，所以叫“口粮”。年终结算时，将每户的总工分抵去总共分到的粮食，有余者称“余粮户”，可以领到相应的钱；不足者称“缺粮户”，来年开春须将相应的钱补交给生产队。我们家吃饭的人多，挣工分的人少，年年都是“缺粮大户”。

交缺粮的钱从哪里来呢？

养猪是唯一的经济来源。父亲在厨房一侧隔出两个猪栏，养了四头猪。我们家的猪总比别家的长得快，长得肥，这与父亲的勤劳是分不开的。父亲尽量利用晨昏中午的零碎时间在地头多种蔬菜、多种山芋，提供了很好的猪食。父亲说：猪吃饱了才能睡，睡足了才长膘。每年有四头大肥猪出栏，父亲就能及时向生产队交上缺粮款，我们的学杂费也就有了着落，旧鞋子穿破了也就可以买一双新鞋子穿，衣服裤子短了就能扯上几尺布做身新的。

冬闲的日子，田地里无活可干，村民们都靠在北塘塍上晒太阳。这个时候，父亲就独自进山挑炭去了。天蒙蒙亮就出发，炭篓里放着一只饭筲，里面装着咸菜炒饭。到达大山里的炭窑时已近中午，赶紧装炭、过秤、付款，然后找块石头坐下把冷饭吃了，便挑着一担炭往回走。有一次，挑到半路，父亲的右膝关节老伤复发，走一步痛一下。当父亲坚持着将炭挑回家时，天已黑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父亲就将炭挑到县城去卖掉，赚点辛苦钱。父亲卖炭回来，有时买回一些锅碗瓢盆，有时买回一些紧缺的农具，但从未买回一颗糖或一块饼干。父亲最舍得的一次，是买回家一把水晶玻璃手柄的黑布伞。雨天上学的路上，我常常撑着那把伞去学校。握着那光洁透明的伞柄，即便是阴雨天，我的心里也有一种亮堂的感觉。

1983年，我考上了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。父亲挑了稻谷去粮管所为我转粮油关系。粮站的工作人员看到录取通知书上赫赫有名的大学校名时，都交口称赞。吃晚饭时，父亲笑着讲了这件事。那是父亲笑得最开心、最自豪的一次。

日子渐渐有了起色，而父亲依旧起早探黑地干活。这时，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父亲像一架被过度使用的机器一样，开始来毛病了。先是膝关节长期磨损形成骨质增生，在县医院做了手术；后来干活劳累时经常出鼻血。有时一出起来血流如注，赶紧从田头跑回家吃一个生鸡蛋，躺一会儿，把鼻子用软布塞紧，就又走向田头干活去了。

2001年初，父亲老是感到背部莫明其妙地痛，用手一摸，锁骨上方有两枚硬块，先在当地医院做了检查，后去杭州被确诊为肺癌晚期。就在去杭州看病的前一天，父亲还抓紧时间给一块地种上了土豆。谁能想到土豆的花开过后不久，父亲说走就走了，享年不到六十岁。父亲临终前，一直挣扎着想从床上爬起来，但最终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。一辈子辛勤劳作的父亲终于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，而那些力气却再也回不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