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念我的老姥姥

老姥姥是我母亲的奶奶，我姥爷、大姥爷、三姥爷的娘，她去世那年，已经九十二岁，我刚上大学。老人家下葬那天，大约是阴历的二月二，杏花开得绚烂。

老姥姥是个极其俭朴的人，大约是苦日子过来的缘故，她从不舍得乱花一分钱。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中秋，二姨给她买了只烧鸡。

那个时候，新姑爷过年走丈母娘家才提烧鸡，烧鸡的个数还是衡量婆家阔绰程度的标准。提两只是正常人家，提四只属于比较开财的人家，要是谁家新姑爷提八只烧鸡，全村都会轰动，乡亲们都会认为这家闺女值了，寻了个好婆家。烧鸡在那个时代的时尚影响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粮液茅台。

二姨买的烧鸡，老姥姥舍不得吃，挂在土屋的房梁上，淡淡的清香弥散在屋子里，虽然那里放着一口怕人的棺材，我和表弟们仍是心驰神往，变着法儿进去。谁料两天后清香没了，臭味起来了，太阳依然火辣，晚上仍觉燥热的豫北仲秋，是断然容不得烧鸡搁放两天的。

姥爷偷偷地把变质的烧鸡扔了，老姥姥回来后，发现烧鸡没了，气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一面哭一面诉说，那烧鸡是她二孙女买的，这么贵的东西怎么就没了，后来没办法，姥爷又将那只烧鸡拾了回来，老姥姥不哭了，打了盆温水，一丝不苟地洗了起来，嘴里不停地咕哝着，“这么主贵的东西，可不能扔了……”后来还是三舅的脑子活，给老姥姥说他想吃，把洗好的烧鸡要了过去，把我也叫了过去，装作分享美食的样子，一出门，三舅就扔了。

老姥姥如此俭朴，用姥姥的话说是穷怕了，老姥爷下世早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老姥姥曾经带着姥爷去要过饭。

我最早的记忆里，老姥姥就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了，那个时候，我经常住姥姥家，老姥姥对我很亲，从不吵我，我想要什么，她都尽量满足我。有一天晚上，月亮很好，时值春分，姥姥家外面的胡同里人声喧腾，“今天您老做的啥饭啊？”“啥也没做，放了俩屁吃了吃。”“哈哈哈哈”一听这话，我就知道是后院的疯姥姥来了。疯姥姥和老姥姥是妯娌，年纪相仿，她身体极好，能把拐棍耍得呼呼生风，就是脑袋疯了。

对于这样一个疯婆婆，我有些怕，但她手中的那根拐棍却是非常诱人，又直又长，正好达到我的眉头，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齐眉棍，觊觎一段时间后，我就缠着老姥姥，求她帮我弄到手。那天晚上，疯姥姥又来耍棍，耍了一阵，老姥姥搬了个凳子让她坐了下来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说着不着边际的话，趁她们说话的功夫，我把那根拐棍藏起来了。估摸着一个钟头的时间，疯姥姥糊糊涂涂地走了，竟没有想起那根拐棍。她走之后，我高兴疯了，拿着那只拐棍耍到了半夜。

老姥姥对我特别地偏爱，对我的亲远远超过了大舅家的小坤，小时候，她总是背着表弟多塞给我几块糖，可惜那时太小，其中的细节，我已记不清了。

老姥姥最后的十年里，神志已不是很清，加上我长期在外面上学，老姥姥就变成了我脑中的一个符号，唯独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，那是她晚年唯一纠结的事——火葬，那几年政府推行火葬制度，力度大到令人恐怖的程度，为了让老人家安心，姥爷也不顾忌老干部的身份了，和舅舅们提前设计好了一个土葬方案：夜里去世后半夜埋，白天去世等到夜里埋，深坑深埋，上面覆盖草皮，下葬不举行任何仪式，十周年再大办丧事。策划周密，毫无漏洞，但事实上老姥姥下葬那天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坎坷，丧事当天就办了，并且办得很排场。如果老人家泉下有知，也当此生无憾矣。

春分时节，暖风拂面，枯黄的老草再次绽放了生机，南飞的燕子如约回来，生命开始了又一个轮回，但逝去的人和事已渐行渐远，终将湮没，无法挽留。对于这些呵护我童年记忆的亲人，我又能做些什么呢？权且奉上这些散碎错乱的文字，以寄哀思，愿亲人们泉下春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