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传读后感600字

平素读书机会甚少，更难得一本书读两次，唯独这本《苏东坡传》在几年前读过之后让我念念不忘，特意买来再次拜读。这本书何以如此吸引我?不外乎两个人的原因--主人公苏东坡和作者林语堂。下面是由小编精心挑选的精彩范文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看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

苏轼传读后感1

东坡的一生极复杂又既简单。说复杂指其仕途上几番沉浮，任职多地;思想上儒释道兼而有之，互生互补。说简单是因为，读其生平与作品，苏轼给你的感觉始终如一，即一个元气淋漓，思想与情感丰富，才华横溢而能永葆赤子之心的真人。

关于苏子的文章多矣，这些文章大都关注乌台诗案后，苏轼被贬黄州几年的生平和诗文。此时是元丰三年到元丰七年，苏轼是45到49岁，正处壮年，处于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成熟期，仕途的坎坷造成思想情感的波澜起伏，酝酿出前后《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赤壁怀古》这样彪炳千古的华章。读这一时期的诗文时，你能感受到一种属于壮年的气息。虽然乌台诗案中，苏子被“顷刻之间，拉一太守，如驱犬鸡”，在囚禁了整整130后贬到黄州任一闲置，但我们仍能从其作品中读出一种浩然之气，这种豪气是只属于这一阶段的。

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冯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;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……(《赤壁赋》)
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(《念奴娇赤壁怀古》)

这样的旷达，读来让人心胸为之开阔。这也大致代表了这位旷世奇才在人们心中的主要形象。

但我这次读其传记，对其第二次被贬谪后的诗文却尤其印象深刻。这一阶段的诗文少了些豪气，而更了些逸气。不仅行文自然巧妙，文本天成，少了些前一阶段的雕琢与修饰;而且思想上更加富于哲理与禅机，发人深省。东坡在给子侄的信中写道：“大凡为文，当使气象峥嵘，五色绚烂，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。”(周紫芝《竹坡诗话》)如果说黄州时期的作品是“气象峥嵘，五色绚烂”，那么惠州儋州时期的作品则称得上“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了，这其实是文章的更高境。孙过庭论书道：“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;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;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”学书如此，其实为文也这样，绚烂之后的平和冲淡，真正代表了人文俱老的最高境界。

来看看这一时期苏轼的处境和作品吧。

元祐八年(1093)，苏轼，身至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、礼部尚书，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下任宰相的最佳人选，正是“冠盖满京华”的时期。然而高太后去世，政坛巨变，于是绍圣元年(1094)，苏轼千里迢迢奔赴贬所(英州)，一路上朝廷五改谪命，最终贬到惠州。

此时的苏轼已是59岁的老人，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已于去年去世，身边只有小儿苏过，和侍妾朝云。白须潇散谪岭海之际，其心境可想而知，也正因此其诗文中流露出的哲思是那么真切动人。

贬往惠州路上，过大庾岭时，他写道：

一念失垢污，身心洞清净。

浩然天地间，惟我独也正。

今日岭上行，身世永相忘。

仙人抚我顶，结发受长生。

没有悲伤，没有哀怨，一切的辱与荣，垢与净，执迷与觉悟仿佛都在大庾岭上分开，此时的东坡居士已将过去的所有尘世染污抛下，等待的是仙人为之抚顶，助其修道成功。

于是经过曹溪南华寺时他写道：

我本修行人，三世积精练。中间一念失，受此百年谴。

他认为自己本事修行之人，只不过因中途一念之失，误落尘网中，遭受了这么多年的坎坷。可见此时的佛老思想成为了其意识的主导。

绍圣元年十月抵达惠州贬所时感叹道：

仿佛曾游岂梦中，欣然鸡犬识新丰。

这难道是梦中吗?我以前仿佛到过这个地方。这真是太富禅机了，《红楼梦》中的宝玉第一次见到林妹妹就说，这个妹妹我以前见过。正所谓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宝玉之语和东坡之诗，真是灵性之人的睿智之语。

东坡惠州的诗文，正是借助佛老思想，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脱：

譬如原是惠州秀才，累举不第，有何不可!(《与程正辅提刑》)

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，却在一个小村院子，折足铛中，罨糙米饭便吃,便过一生也得。(《与参寥书》)

此时的文章真的是妙手偶得，自然天成，臻于化境。随意的一篇游记，给人无限启迪：

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，纵步松风亭下。足力疲乏，思欲就亭止息。望亭宇尚在木末，意谓是如何得到?良久，忽曰：“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?”由是如挂钩之鱼，忽得解脱。若人悟此，虽兵阵相接，鼓声如雷霆，进则死敌，退则死法，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。(《记游松风亭》)

这已不是早期的五色绚烂，流光溢彩，思想上也不再有那么多的豪气与执念;而是一任天成，平和冲淡而哲思深宏。就连一次小小的搬家，随笔写来也能发人深省：

绍圣元年十月二日，轼始至惠州，寓居嘉佑寺松风亭。杖屦所及，鸡犬皆相识。明年三月，迁于合江之行馆。得江楼廓彻之观，而失幽深窈窕之趣，未见所欣戚也。岭南岭北，亦何异此?(《题嘉祐寺壁》)

他认为身处高位和谪居岭南就像搬家一样，一处有一处的妙处，一处有一处的局限，这样看来，便可随遇而安了。

果然，稍后来到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的儋州，他也能怡然处之。此时，他已能够将老庄与佛家的思想出神入化的运用了，可谓用一生之浮沉阐释了释道之哲学：

始至南海，环视天水无际，凄然伤之曰：“何时得出此岛耶?”已而思之，天地在积水中，九州在大瀛海中，中国在少海中，有生孰不在岛者?覆盆水于地，芥浮于水，蚁附于芥，茫然不知所济。少焉水涸，蚁即径去。见其类，出涕曰：“几不复与子相见。”岂知俯仰之间,有方轨八达之路乎?念此可以一笑。

人生的局限无处无境不在，如此观之，一切便可释然了。这种文字置于《庄子》三十三篇中，也别无二致了。

谪居儋州之际，朝云已经去世，身边的亲人只有苏过一个，积蓄已基本花光，而自然环境险恶。而这位精神的富翁，却能用自己的达观，将如此贬谪之地，变为乐土。并写出《谪居三适》这样平易而富于哲思的诗作。

兹录其一：

旦起理发

安眠海自运，浩浩潮黄宫。

日出露未晞，郁郁蒙霜松。

老栉从我久，齿疏含清风。

一洗耳目明，习习万窍通。

少年苦嗜睡，朝谒常匆匆。

爬搔未云足，已困冠巾重。

何异服辕马，沙尘满风鬃。

琱鞍响珂月，实与杻械同。

解放不可期，枯柳岂易逢。

谁能书此乐，献与腰金翁。

早起梳头百下，是苏轼坚持一生的习惯，以此养生能“一洗耳目明，习习万窍通”。在这贫瘠险恶的海岛之上，如此平凡的生活细节竟成了丰厚的精神享受。此时的苏轼已经不是那个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”的东坡居士，而纯然是一位饱尝甘苦归于平和的老人，于日常细节中品出人生真谛。于是他感叹，年少时嗜睡，但为了上朝总不免匆匆早起，只能随便搔几下头发，还要佩戴重重的冠巾。现在想来与驾辕之马没什么不同，都是满头风尘，身上佩戴的玉饰发出的声音，实在和犯人身上刑具发出的声音一样。

至此，苏轼还是那个苏轼。但已从当年的豪放旷达，变为睿智通脱;由流光溢彩，变为平淡冲和;由辞采华茂，变为浑然天成了。

苏轼传读后感2

《苏东坡传》，非简单之流水帐，更非采用“春秋笔法”，而是林语堂先生阅读超多资料，包括苏东坡的札记、诗词、私人书简等后所着的传记。我心度之，是否林先生与苏东坡有诸多相似之处，不然为何其言己了解、喜爱苏东坡，而又能将《苏东坡传》写得如此色彩鲜明、感情丰富。

观苏东坡一生，无法不对其才智赞叹不已;而其言行、诗词、幽默，无一不是其才智的体现。

苏东坡是幽默的。某次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“字源学”时，引用《诗经》中“鸣鸠在桑，其子七兮”，并父母共九只鸟，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“鸠”为“九”、“鸟”二字合成，实为嘲讽;后某次更戏谑王安石曰“‘波’若是‘水’之‘皮’，则‘滑’就是‘水’之‘骨’了。”即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，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，他仍在回信中说“但若无医药，京师国医手里，死汉尤多。”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。

苏东坡是热爱生活的。其余不必说，仅在美食方面，就有轶事、传说数桩。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、自己酿酒，更是留下了“东坡肉”、“东坡壶”以传后世。他在诗词中，也多次提及美食——“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使人瘦，不俗又不瘦，竹笋焖猪肉”、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、“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、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苏东坡是感情丰富的。他的《江城子》一词，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，对其亡妻寄以情思，与其“大江东去”风格迥异，凄婉哀伤。在朝云因瘟疫早逝后，他在《朝云墓志铭》和《悼朝云》一诗中，均表达了深切情爱与伤痛，之后更在《西江月·梅花》一词中，以梅花象征朝云，既似写花，又似写人。

苏东坡是刚直的。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、受审，但他仍然不改犀利词风。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，他写诗讽刺“群乌未可辨雌雄”，后又写“犹诵麦青青”，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。在某次刚刚被释出狱后，即写诗两首，随后自己也掷笔笑道“我真是不可救药!”

苏东坡也是幸福的。他一生交友无数，知己遍天下，兄弟情深，妻妾对其关爱有加。尽管不如意事众多，如朝云笑言其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，但他的生活又怎可不称为过得快乐呢?

如林语堂先生所言，苏东坡“像一阵清风过了一生”，“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”，“他的肉体虽然会死，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，则可成为天空的星、地上的河”。谁说不是呢?仅此感怀东坡居士这位旷古奇才吧!

苏轼传读后感3

书还没看完，慢悠悠的翻着。林语堂这本书原是用英文写的，张振玉译笔还算不错，但粗糙之处也随处可见，比如卷一第一章处：

一天，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："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，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，我笔皆可畅达之。我自谓人生之乐，未有过于此者也。"这段文字殊为怪异，而后在网上搜索出一篇天涯高手的文章，才知道原文应为：“某生平无快意事，惟作文章，意之所到，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，自谓世间乐事无踰此者”。

还有一处BUG连那位天涯高手也未提到，卷二第七章埋伏笔，"中岳嵩山崩陷"，到第九章呼应，已变成"南岳华山山崩"。此两处究竟是何处出错，是翻译错还是原稿错，抑或是校对错，恐怕需要找英文原版来查了。但是"南岳华山"本身就是个错误，华山好像从来不曾被称为"南岳"过吧。

且丢开这些小破绽不说。

苏东坡的盛名传播了将近一千年，时人称道，后人敬仰，一方面是因他天纵其才，在诗，文，字，画各个领域都出类拔萃;另一方面，他的人格魅力，政治立场，哲学修养也极其贴合中国人的理想。为这么一个完人做传显然不太讨巧，再加上史料丰富评论一边倒，这本传记的"新意欠奉"也在情理中。林语堂在序言中说，"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，正因我了解他，我了解他，是正因我喜爱他。"既然在苏轼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观，偏爱之心更不加掩饰。

卷二写苏东坡壮年经历，与王安石的纠葛占了好长篇幅，在"王安石变法"和"拗相公"两节，王安石是主角，苏东坡反而成了小配角，这两个章节似乎游离在全书之外。林语堂贬低王安石，我看目的倒不是为抬高苏轼，更多是他想表达对历史的看法。包括对司马光的褒扬也是如此。历史其实无所谓真相，政治也很难分辨清浊，好比一面镜子，每个人照去都是不一样的面目。这一部分能够跟柏杨的书比照着看，那是两种完全相左的意见。跟苏轼不一样，王安石从来都充满争议，历史上是这样，到这天还是这样。

林语堂自己也是个争议人物，但是他的才情倒还算公认的。这本苏东坡传，时不时也有沁人心脾的妙语出现。比如正看到卷三第16章就有这么一句：

倘若哲学有何用处，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。